夏代以后直到春秋战国，纺织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。原料培育质量进一步提高；纺织组合工具经过长期改进演变成原始的缫车、纺车、织机等手工纺织机器。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。有一部分纺织品生产者逐渐专业化，因此，手艺日益精湛，缫、纺、织、染工艺逐步配套。纺织品则大量成为交易物品，有时甚至成为交换的媒介，起货币的作用。产品规格也逐步有了从粗陋到细致的标准。

由于更具有广泛性、大众性，商代的麻织。故其发达情况亦丝毫不逊于丝织。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苘麻痕迹和纺车等，说明麻织业在中国渊源甚早。商代麻织品的发现，已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，这些发现共同标明，商代麻织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。

原料在纺织技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。古代世界各国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， 古今纺织工艺流程和设备的发展都是因应纺织原料而设计的因此。一般是毛、麻、棉三种短纤维，如地中海地区以前用于纺织的纤维仅是羊毛和亚麻；印度半岛地区以前则用棉花。古代中国除了使用这三种纤维外，还大量利用长纤维—蚕丝。蚕丝在所有天然纤维中是最优良、最长、最纤细的纺织纤维，可以织制各种复杂的花纹提花织物。凯越纺织分析丝纤维的广泛利用，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纺织工艺和纺织机械的进步，从而使丝织生产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纺织技术。

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，商代的丝织。已有充分的反映。甲骨文已见桑、蚕、丝等字，桑字如桑树的象形，商代已种植桑树，这是没有疑问的种桑是为了养蚕，蚕字也是蚕虫的肖形。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半个蚕茧，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见蚕的刻划图形，郑州青台、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，均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养蚕习俗存在当确凿无疑，养蚕习俗至商朝更加盛行，这是合乎惯例的继承发展，说商代养蚕业十分发达，这也应毫无疑问，殷墟考古发现的玉蚕即是一有力的佐证。养蚕是为了抽取蚕丝，抽取蚕丝后便可以进行丝织，甲骨文的丝字，两束缠绕好的抽丝象形。桑、蚕、丝是丝织的前提，种桑、养蚕、抽丝技术的发生与发达，使商朝的丝织业也取得了空前发达的成绩。说苑?反质篇》说：殷纣王“锦绣被堂…非惟锦绣、絺、紵之用邪！帝王世纪》也说：殷纣王时“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”此两则记述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商代丝织的发达情形，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商朝的丝织已达到品类繁多、精益求精的阶段。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粘附于青铜器上的丝织物，就包括有平纹纨、皱纹縠、绞经罗、菱纹绮等等；殷墟妇好摹铜器上粘附的丝织品有纱纨（绢）朱砂染色帛、双经、纬缣、回纹绮等；武官大墓三件铜戈上也发现绢帛痕迹，殷墟其它地点的墓葬也经常发现有丝绳、丝带和覆盖尸体的丝帛片等，传世的商代铜器上，也见发现花绮的报道。

　　商代的毛织，目前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，该遗址出土的毛织品，有平、斜两种组织，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罽，表明毛织技术已具一定水平，遗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纪，距今约 3200 年左右，相当于商代晚期。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也曾在麻织品的夹杂中发现一根羊毛，经鉴定属山羊绒。这些发现表明，中国毛织的技术与习俗，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现。

凯越纺织认为商、周两代，丝织技术脱出发展。之后到了春秋战国，丝织物已经十分精美。多样化的织纹加上丰富的色彩，使丝织物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贵服装原材料。这是手工机器纺织从萌芽到形成的阶段。